今天是,欢迎来到玉林市人民检察院!
玉林市人民检察院首页 > 理论研究 > 正文
撤回起诉制度的实践及其完善——以Y市2010年以来撤回起诉案件为分析基础
编辑: | 时间:2019-01-09 10:13

玉林市人民检察院  周雪操、祁欢


摘要:完善撤回起诉制度是司法改革背景下规范司法、公正司法、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本文以Y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案件为基础,由点及面,剖析撤回起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撤回起诉制度,需秉承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理念及人权司法保障的基本原则,补充其配套机制。即确立立法与司法性衔接、完善内部指导规则、构建监督制约机制、救济机制,捋顺公检法关系,全面履职,加强法律监督,充分发挥办案主体能动性等,以期满足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的需求,发挥撤回起诉的实践价值。

    关键字:撤回起诉  规范司法  公正司法  保障人权


撤回起诉制度是指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后,发现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根本不需要提起公诉而撤回已提起的控诉,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种补救机制和过滤机制, 也是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和保障当事人权益观念的一种体现。撤回起诉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公诉制度,连接着侦查权和审判权,但在现有的立法中并未规定该制度。仅以两高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撤回起诉制度作规定,法律效力级别较低,在法院和检察院的实践操作中会出现诸多不衔接、不统一的地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仍达不到起诉标准是否起诉的问题,撤回起诉后如何处理和如何监督,案件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救济保障问题,如何限制撤回起诉权滥用以提高案件质量的问题等。完善撤回起诉制度,为其在法律上正名,建立起详细可行的程序性规定和合理有效的配套机制,为规范司法、公正司法、保障人权服务,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为全面了解分析撤回起诉制度在实践中的实行情况,本文以Y市两级检察机关2010年以来的撤回起诉案件情况为分析基础,对Y市在撤回起诉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从实体和程序对撤回起诉制度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对策,以期为撤回起诉案件提供参考。

一、Y市撤回起诉制度的实践现状

通过对Y市检察机关2010年以来撤回起诉案件的审查报告、撤回起诉决定书、撤回起诉分析报告等法律文书、工作文件进行深入分析总结,Y市检察机关的历年撤回起诉制度的运行如下:

(一)Y市撤回起诉案的基本情况

1.Y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案件数量较平稳(见表一)。总计1419人(其中自侦案件22人),总体呈上升趋势。

Y市检察机关2010年撤回起诉率2.15‰,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质量预警处置办法(试行)》向上级机关作了撤回起诉案件预警报告整改后,撤回起诉率逐步下降,于2014年开始呈上升趋势。

Y市检察院下辖7个基层院(Y区院、F区院、X县院、B市院、L县院、B县院、R县院),2010年以来8个院撤诉案件分布情况为:Y市院22人;Y区院23人;F区院44人;L县院33人;X县院、B县院、R县院各11人;B市院00人。各院分布情况见下图:

2.撤回起诉案件涉及的案由以故意伤害罪为主(见表二)。其次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贩卖毒品罪,这与Y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3.撤回起诉后的处理方式以存疑不起诉为主(见表三)。作存疑不起诉的案件主要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作相对不起诉的案件主要是犯罪情节轻微案件;绝对不起诉的主要是达不到立案标准的案件;建议撤案的是达不到犯罪标准的自侦案件。

表三:撤回起诉后处理方式

4.从审查起诉期限看,撤回起诉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均较长(见表四)。以一次退回补充侦查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和二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为主,上诉发回重审后撤诉的11件。

5.撤回起诉案件与共同犯罪的相关性不明显。非共同犯罪案件共9件占57%,共同犯罪案件共6件占43%,其中3件因无法找到实物证据、1件因司法解释发生变化达不到立案标准、1件因法检对正当防卫认定不一致导致撤回起诉。

(二)撤回起诉原因分析

撤回起诉的原因主要是证据方面问题,“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共9件占65%, “犯罪情节轻微”共3件占21%,“法律适用发生变化”共2件占14%,其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具体原因分布如下:

1.提起公诉时证据不足。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导致撤回起诉案件22人。如2016L县院承办的万某琴贷款诈骗案,对涉案的贷款实际用途因工作疏忽没有进行核实,导致万某琴虚构事实、骗取贷款的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2015Y市院承办的覃某财贩卖毒品案,对嫌疑人的主体身份证据缺乏关键证人的辨认,导致证据不充分。

2.证据发生变化,导致不符合起诉条件。2011年Y区院承办的李某贩卖毒品案是共同犯罪案件,李某不认罪,另2名同案犯和购买毒品者均指认李某参与贩毒,作了辨认笔录,承办人认为没有对李某的身份进行核实,绰号对不上,没有产生怀疑。在法院审理阶段,2名同案犯当庭否认李某是与他们共同贩卖毒品的人。

3.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2015年R县院承办的苏某天贩卖毒品案,在法院审理阶段苏某天虽自愿认罪,但承办法官对本案证人陆某(毒品购买者)的作案时间产生疑问,经过补充侦查后发现本案证人陆某因贩卖毒品罪在苏某天作案期间,其仍在看守所服刑,因此苏某天的犯罪事实不存在。

4.取证不合法,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0L县院承办的刘某寿绑架案,被害人当时不能辨认出嫌疑人,事隔一年多后又能辨认出嫌疑人的辨认笔录没有提出疑问,且辨认笔录存在无签名、盖印等瑕疵;嫌疑人所作供述两次,一次不认罪,一次认罪,承办人只采用了认罪供述,忽视不认罪的供述,对嫌疑人被带出看守所讯问没有进行核实。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后,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撤回。

5.检法认识分歧,导致撤回起诉。主要有两种情形:1)对案件事实认定不一致,如2016X县院徐某林故意伤害案、2010Y市院牟某等五人故意伤害案中法检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均产生分歧,法院无法作出有罪判决。2016B县院承办的朱某贵职务侵占案,因对本案企业的性质认定意见不一致,法院建议撤回起诉。2)法律适用不一致,如2014L县院承办的曾某兴玩忽职守案,因最高检与最高法对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不一,导致撤回起诉。

6.犯罪情节轻微。如2017F区院办理的3件非法买卖枪支罪,因无法提取到枪支物证,法院认为未提取到枪支则不能认定非法买卖枪支既遂,这与检察院审查意见不一致,法检认识产生分歧,此3件非法买卖枪支案只能认定为未遂,犯罪情节轻微,导致撤回起诉。

7.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发生变化。如2016F区院办理的梁某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受贿金额2万元、挪用公款金额27292元,因司法解释发生变化,达不到最低犯罪数额,导致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2015Y区院办理的吴谋伟、梁某川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涉案财物为一辆电动车,经该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被盗电动车价值人民币2309元,因司法解释对该罪立案标准发生变化,达不到立案标准,导致撤回起诉。

二、撤回起诉制度的实践障碍

Y市检察机关2010年以来撤回起诉案件1419人,均符合现有法律规定,但从该市撤回起诉案件的现状分析可知,该类案件的办案质量普遍较低,究其原因主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规范司法、倡导人权保障的现有司法背景下,撤回起诉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均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笔者将撤回起诉制度的实践障碍从纵向到横向进行了梳理。

(一)顶层设计缺失,统筹协调难

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有关于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相关规定,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该规定,现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相关条款,撤回起诉制度现有的依据主要是最高法和最高检(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包括《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第459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等,主要对实质性的撤回起诉权作了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7]高检诉发18号)主要对程序性的撤回起诉权作了相应规定。现行法律撤回起诉制度缺失,两高司法解释关于撤回起诉的规定不完善且两个机构的规定也不统一。这一立法现状一方面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缺乏可执行的标准和具体操作程序,直接影响了刑事司法的效率和程序不规范。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撤回起诉权的滥用,以撤回起诉取代“无罪”案件,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见,完善撤回起诉制度是当下司法改革背景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更是司法改革的应有之义。

撤回起诉制度的法律性质不明。效撤回起诉是程序性司法行为还是实体性的司法行为,在实践中并不清晰。如撤回起诉后是否还需要再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等,这是现有法律对撤回起诉制度规定的误解,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程序上,最高检《意见》对撤回起诉给予了较为妥适的规定,吸收刑事诉讼法中的价值,一定程度上弥补刑事诉讼法中对撤回起诉规定的缺失,但对撤回起诉的法律认识仍不全面,存在盲区:如对撤回起诉滥用的约束不够、内部监督制约不足、合理救济机制的缺失等。在法律层面上未能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系统,难以统筹各方利益,使该制度规范化实施。

(二)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保守化”

如表三所示的65%的撤诉案件最后作存疑不起诉处理,这类案件撤回起诉的证据原因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究其主观原因基本上是下级检察机关在对案件事实、证据把握上不确定,最后请示上级检察机关,以上级检察机关意见为准导致的。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过于依赖该领导关系,片面追求降低撤回起诉率,与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强调办案检察官主体责任相违背。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下,陈旧的执法理念、过时的内部工作指导机制应当革新,案件审查结果不能“一刀切”地以请示上级的意见为准,要在突出案件承办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根据司改背景下检察权运行规律和现代管理规律,研究形成权责明确、运行高效、协作紧密、制约有力的检察业务管理体系,实现对撤回起诉这一司法活动的全面有效指导。

(三)检察官办案主体“把关不力”

检察官对案件的审查要秉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这一标准的把握一方面与检察官的业务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检察官的责任意识有关。

在业务水平上,作为相对独立行使司法办案决定权的检察官,要切实强化办案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规范、典型案例等知识的学习积累,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素能。例如在撤回起诉原因分析中,对证据达不到起诉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把握不好证据的动态变化导致最后证据不足,对案件证据审查过程中的“刻板印象”、“定向思维”,不注重证据瑕疵与矛盾,不注重综合分析能力。这些都需要检察官在实践中提升司法能力与水平,使得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与改革相适应。

在责任意识上,每一个案件都代表着公平正义,切实做到准确打击犯罪、不枉不纵。责任意识不强在Y市案件中一方面体现在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因对证据审查不严导致开庭审理才发现导致撤回起诉,另一方面体现在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上,该类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均相对较长,除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主要是办案主体的拖延心理导致。法律文书制作也是司法规范的重要一环,但法律文书制作存在不规范、缺省、缺失等问题,这是检察官对自身要求不严,责任意识不强的一种表现。

(四)救济机制“空白化”

无救济则无权利。撤回起诉涉及到公、检、法、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案件的撤回首先对被告人、被害人有直接的影响。而撤回起诉现有的规范性依据是两高的司法解释,只对撤回起诉的程序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并未对被告人和被害人如何获得救济作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法、检之间关系有失偏颇之时,为了规避审查起诉时限、无罪案件等情况,对案件作出撤回起诉的决定,忽视对被告人会被再行起诉的风险,置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顾,极为不公。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案件被撤回起诉后,罪犯得不到严惩,其被侵害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通常会采取上访等非法律途径表达诉求。构建撤回起诉的救济机制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是撤回起诉制度的组成部分。从完善公检法互相制约的关系角度看,案件撤回起诉后,公安机关对作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也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复核、复议的权力,这也是对撤回起诉的一种救济。

(五)检法、检警关系“片面化”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但在撤回起诉的实践中,公、检、法之间的关系重配合轻制约,阻碍了撤回起诉的规范化运行。

检察院与法院的配合、制约关系应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如对案件证据认定、法律适用就应当多沟通、协调统一,联席讨论对疑难、复杂案件、法律适用的最新情况,将两院办理案件适用的依据一致化。在因法检认识不一致导致撤回起诉的案件中,体现了该配合的重要性。检察院与法院在撤回起诉中难以体现制约的关系,一方面法院为了避免无罪判决的出现,而另一方面检察院为了有罪判决,两机关一般会提前进行沟通,对可能作出无罪判决或证据不足等案件,一般法院会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而检察院也一般接受建议。此种法检关系“配合”得好实际上是对撤回起诉权的一种滥用。

检察院与公安的配合、制约关系也是配合多、制约少。在案件的办理中,检察院与公安之间需要互相配合,为形成良好的互助关系,方便日常工作的开展,检察机关便疏于对公安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这在撤回起诉案件的处理上体现较多,对建议侦查机关撤案的案件后续处理如何,检察机关往往持放任态度。因此,角色定位偏颇,撤回起诉的案件在证据或认识上大多存在问题,但作为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一般都将注意力放在案件的处理结果上,忽视了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侦查机关配合多,监督制约少。

(六)监督机制“非合理化”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如何对自我进行监督,提高内部监督效力是检察机关进行合理化设计的重要环节。内部监督包括自我监督,上下级监督,其中自我监督的效力最低,普遍存在形式主义,对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则容易出现“应付式”主义,监督工作形同虚设,自上而下完善配套机制并派专人实时跟踪,才能保证监督落实到位。适时引进外部监督方式,构建内外兼顾的监督机制,是法律监督机关对自我监督合理化的必然要求。

三、完善撤回起诉制度的构想

在司法改革的全面部署要求下,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司法,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服务群众是一切司法活动的应有之义。撤回起诉是刑事案件在司法程序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的规范与否彰显着诉法的程序价值和人权保障功能,维护着检察机关的权威和司法形象。本文通过对Y市近几年撤回起诉案件的深入剖析,及总结各有关地市在撤回起诉上的经验做法,发现撤回起诉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中尚有待完善,存在的不足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立法上的缺失,配套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撤回起诉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可执行的标准和具体操作;主观上,办案责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足,包括业务水平及责任意识。笔者认为,完善撤回起诉制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确立立法与司法性衔接

撤回起诉制度缺乏立法上的依据,《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撤回起诉制度作出规定,实践中仅根据两高司法解释操作,其行使缺乏法律的支持;另一方面,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需进一步协调,最高法的《解释》规定由检察机关提出撤诉的申请,再由法院审查和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裁定,而最高检的《意见》则认为撤诉是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将决定书送达法院即可。在实践中,基于法检的关系,一般由法院向检察院提出撤回起诉的建议,检察院作出撤回起诉的决定,再将决定书送达法院,因程序规定本身的矛盾,使得实践操作层面也出现较多混乱。因此加强撤回起诉制度的法律地位,从立法上明确撤回起诉的效力及程序,使法院和检察院在该制度的实践操作有统一依据可循。

1.明确撤回起诉的效力。撤回起诉的效力如何,决定它的后续处理行为该如何完善,如撤回起诉与不起诉相区别,其救济可以不起诉的相关规定参照执行还是需另行重新设计。因此需在立法上明确撤回起诉的效力,即撤回起诉是否有终结诉讼进程的效力,是否还能退回到审查起诉阶段,是否还需作不起诉决定。笔者认为,撤回起诉的效力应当与起诉相对应,具有终结诉讼进程的效力,但不等同于退回到审查起诉的阶段,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在该阶段不需再作出不起诉决定。

2.明确撤回起诉的权力主体。撤回起诉是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检察院欲撤回起诉的诉讼活动,在该阶段,法院是案件的主管者,检察院撤回起诉应当受到审判权的约束,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裁定。

3.明确撤回起诉的适用范围。最高检《意见》第3条、第5条规定了撤回起诉的七种情形和不适用撤回起诉的六种情形,具体化了《刑事诉讼规则》第459条中撤回起诉的条件,不包括补充侦查、补充起诉、追加起诉或者变更起诉,厘清了撤回起诉与追加起诉、变更起诉、中止起诉、终止起诉等诉讼活动的界限。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上明确撤回起诉的情形,使立法与司法衔接,法、检适用标准统一。

4.明确撤回起诉的程序。一是撤诉时间,最高检《意见》规定撤回起诉的时间是“提起公诉后,作出判决前”,最高法《解释》规定的是“宣告判决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都是定期宣判而不是当庭宣判,而法院作出判决与宣告判决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笔者认为,从法律权威性及节约司法的角度,撤回起诉的时间结点应为法院“作出判决前”,法院作出判决前,虽未宣判,但案件的审理程序已经结束,如果此时允许撤回起诉,前期进行的系列程序将无效,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等司法成本都将浪费。二是撤诉审查标准,在案件审理阶段,撤诉与否的决定权在法院,法院有权对检察院提出了撤回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准许,但法院审查的标准是什么,在《刑事诉讼法》及《解释》中均未有具体规定,法院均是酌情处理,甚至是流于形式。法院的审查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完善立法的前提下强化对撤回起诉案件的审查力度。三是撤诉处理方式,法院准许案件撤回起诉后,按照《意见》第11条规定,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或退回侦查机关建议撤案或重新侦查,但具体未规定哪些应当作不起诉决定,哪些应当建议撤案或重新侦查。如前所述,如果撤回起诉有终结诉讼的效力,那么在法院准许撤回起诉后,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及相关涉案财物解除强制措施等。

(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指导规则

为正确履行检察职权,保证检察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进一步提高撤回起诉案件的质量,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际,应当自上而下完善系列指导规则。

1.合理利用请示制度。请示是下级检察院向上级检察院汇报疑难复杂案件,请求给予一定的意见和处理方式。起诉前请示,属于对撤回起诉案件的事前预防。在实践中,案件请示中上级检察院的意见大多数成为了下级检察院的决定,因此请示过的案件下级检察院的承办检察官对案件的审查就会有失偏颇,不全面不具体。在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的背景下,严格落实办案责任清单,案件起诉前的请示只能作为意见参考,检察官要对案件的审查意见承担终身责任,因此除法定程序、法定事由外,案件审查结果均由检察官自主决定。撤回起诉前请示,一方面是法定程序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检察机关履职统一的需要。

2.构建撤回起诉常态评查机制。建立重点案件剖析机制,对剖析的每个案件都要从执法理念、具体做法、办案程序、实体审查等各个方面进行详尽论述,既要陈述办案的详细过程,又要总结办案中的经验和教训,还要谈到对所剖析案件的深刻认识,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促进办案质量不断提高。

(三)充分发挥办案主体能动性

办案主体包括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办案组,贯穿于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一系列的诉讼活动中。办案主体的水平能力、责任意识等对案件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1.增强规范意识,主动深入把握业务知识。司法规范化要求办案主体不断增强业务学习,提高案件审查的水平。除加强对基本法律如《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学习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变化及地方性的办案规定直接影响罪与非罪,以及具体的定罪量刑,办案主体应当高度关注、及时学习消化、运用,减少因新规定的施行,导致案件达不到立案标准而撤回起诉。充分发挥检察官办案组的集体智慧,对疑难、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通过办案组讨论、检察官联席会议研讨,严格把好案件审诉关。

2.创新办案主体责任监督。加大对审查办案过程的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必须对检察官在法律适用、办案程序、办案质量在系统上跟踪实施监督。检察官办案使用的统一业务系统,除了有案件管理部门的监督外,应当引入纪检部门在系统中的全程监督。例如苏州吴江《不规范司法行为约谈实施细则》创设了纪检监察监督平台与检察机关统一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对重要的廉政风险办案数据、法律文书的制作规范性、案件流程信息跟踪等进行实时抓捕。对撤回起诉案件自动亮“红灯”预警,一旦发现不规范办案问题,立即采取约谈,提高了办案主体对规范化办案的重视。

3.革新检察业务考评机制。现行检察业务的考评主要以追诉职能为主,而未对追诉过程中人权保障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审查起诉时对证据的收集、审查、排除过程中就会有所侧重,客观公正就难以得到保障。检察业务的考评是对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公平正义义务的全面评查,因此对案件提起公诉还是作不起诉决定不应当是检察业务考评的指标,对案件证据收集是否全面、提起公诉是否得当、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也是检察业务考评需要重点考量的指标,只要客观公正地行使公诉权,都应当得到同等的评价。

(四)构建撤回起诉的救济机制

在明确撤回起诉的效力之后,应当构建起撤回起诉的救济机制,而该救济机制应当包括诉讼关系里的被告人、被害人、公安机关等。

1.被告人的救济。一是可以上诉的权利,对法院作出的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裁定,会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产生不利的后果,被告人应当享有上诉的权利;二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和《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 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检察机关对于符合规定的案件,根据被告人的赔偿申请,应当依法作出国家赔偿的决定,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2.被害人的救济。撤诉意味着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害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检察机关、法院应当将撤回起诉决定书及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送达被害人,被害人认为撤回起诉理由不当的应当可以提出申诉,并明确申诉的方式。

3.公安机关的救济。案件撤回起诉即否定了公安机关的移送起诉意见,公安机关认为检察院撤回起诉后作不起诉决定不当的,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出复核、复议,由上级检察院审核。

(五)全面履职,加强法律监督

撤回起诉是检察机关一项重要的公诉权能,如何行使撤回起诉权,应立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捋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

1.对公安机关的引导与监督。一是要加强对公安的侦查取证,对于事实复杂、证据难收集、易变化的案件,检察机关的相关部门应当提前加强引导侦查取证,预判日后会产生的证据问题,及早补强,这是提高案件质量的有效措施。二是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类似案件不能产生放松心理,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审核不能放松标准,这是撤回起诉频发的常见原因,撤回起诉的往往是这类普通刑事案件。三是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非法证据要坚决执行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要及时补强使用。依法强化对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监督手段多元化、监督时间全程化。

2.与法院的沟通与监督。建立与法院就法律适用、证据采信、证明标准、相关案件事实认定标准等办案过程中经常易产生的分歧点进行沟通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减少此类原因产生的撤回起诉案件。对法院的裁判结果要及时进行审查,对于判决书出现的错误、遗漏及时提出纠正意见,视情况是否需要启动纠正程序。

(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撤回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自我监督的矛盾,在完善自我监督程序的前提下,应加入外部监督,使撤回起诉的监督机制更加合理化。

1.补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为了检察机关严肃、慎重地行使检察权,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充分发挥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在内部审核把关的作用。在《刑事诉讼规则》第461条规定,撤回起诉应当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防止检察官、公诉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等个人对撤诉权滥用。完善备案制度,有利于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意见》第13条规定,“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三十日内将撤回起诉案件分析报告,连同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撤回起诉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备案。”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要按时、按程序等要求上报。重大案件,如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职务类犯罪案件还应当实行事先报批制度,这是为了使检察权在行使过程中上下级检察院能统一,因为在实践中法院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后,检察院还要作出不起诉或撤案的决定,如果公安机关要求复议、复核,而上级检察机关同意了复核意见而撤销下级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要求重新提起公诉,但法院根据司法解释,没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不会重新受理该类案件,这会使得检察院出于尴尬境地。

2.构建外部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司法审查职能的加强是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正确行使的重要外部监督,一方面法院应当完善审查审批制度,发挥合议庭、审委会等集体智慧对撤回起诉作出合理的评判,避免法官等个人对撤诉审查权的滥用;另一方面法院的审查制应当公开化,听取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委托代理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赋予当事人对撤回起诉提出异议的权利,避免损害当事人的权利。构建撤回起诉的听证程序,确保不因检察院撤回起诉而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该听证程序应由法院主持,检察院、被告人、被害人共同参与,围绕是否撤诉陈述、发表意见,法院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对检察院的撤回申请理由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

 

四、结语

撤回起诉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是司法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有制度规定的欠缺,使得撤回起诉在实践中出现诸多弊端。立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贯彻规范司法、公正司法、服务群众的要求,针对实践中撤回起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大胆创想,从完善制度的设计、规范办案的程序、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等方面对撤回起诉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补充。



版权声明:未经本网书面授权,请勿转载、摘编或建立镜像,否则视为侵权。
地址:玉林市玉州区一环北路451号 邮箱:ylsjcy0775@163.com
技术支持:    站长统计:
网站公安机关备案号:  
友情链接:    芒果彩票   搜狐足彩   澳客彩票网   大发邀请码   app彩票投注合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