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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案件技术侦查证据的困境和出路——以Y市毒品案件为背景
编辑: | 时间:2019-01-09 09:50

玉林市人民检察院   刘  剑

内容摘要技术侦查措施在毒品案件中被大量应用,但是公安机关却未将采用该措施取得的技术侦查证据形成相应的文字形式的证据移送,往往需要检察官、法官进行法庭外核实。在核实过程中无法核查其审批手续即无法核实合法性;公安机关提供的技术侦查证据没有供来源,是否完整,无法核查真实性;法庭外核实也无法充分保障辩方质证权和知情权。技术侦查证据如何转化为相应的文字材料,以及如何进行法庭外核实,均亟待建立一套规范化的程序。

关键词:技术侦查;技术侦查证据;法庭外核实;规范化的程序


毒品案件具有组织严密、隐秘性强、高科技化、难于把握抓捕时机等特点,且由于刑罚重嫌疑人被抓获后往往不认罪,导致了其侦查也也普通刑事案件有所区别,各类技术侦查手段及秘密侦查手段已广泛应用于侦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其他类型犯罪中难以比拟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大力推进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如何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如何将技术侦查证据转化为相应的文字材料,如何规范化法庭外核实,至今未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

一、技术侦查证据的定义

技术侦查证据,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按照审批程序运用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等专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或采用密搜密取、特情侦查、虚示购买等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技术侦查证据主要包括秘密侦查、乔装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三种类型证据[1]

二、毒品案技术侦查证据存在的现实困境

技术侦查证据在2012 年《刑事诉讼法》被明确规定可在刑事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并明确规定了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在批准手续,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虽然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明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然而在现实办案中,诸多之前长期困扰办案的难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玉林市的毒品案件中仍然存在着严重阻碍着技术侦查证据使用从制度到实际运用的障碍。

(一)转化的困境

绝大多数技术侦查证据的取得,在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使用、参与人员、证据的内容等均存在一处或多处涉密,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存在困难。侦查机关仍未转变观念,仍将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侦查手段,而不是一种证据,加上不想让该措施过度曝光、公民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原因,存在不想宣传技术侦查措施的思想,因此侦查机关总是不主动将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材料转化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本身存在涉密、涉隐私的内容,不可能全部作为证据,有的观点认为需要转化为其他合法形式的证据才能使用,而有的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152条规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并未要求需要转化。《刑事诉讼法》152条规定: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但转化通过怎样的具体程序和方法,保护措施是何种形式,目前在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法规层面均未有明确规定。

(二)移送的困境

实践中,侦查部门愿意提供,而技侦部门却不愿提供相关证据材料。2000年公安部《关于技术侦查工作的规定》规定:公安机关行动技术部门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与案情有关的材料属国家秘密,不得直接公开使用,如必须使用,应将其转化为能够公开使用的证据,并不得暴露证据材料的来源和收集方式。因此,在无法律强制要求技侦部门必须提供技术侦查证据的情况下,Y市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总是以自治区技术侦查总队规定不得提供相关材料,公安部有保密规定、保障特情人员人身安全等理由,拒绝提供相应的技术侦查证据,一般采取办案机关上门阅看这一方式解决问题。

(三)当庭审查的困境

对于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证据,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技术侦查证据必须当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如何出示、质证是面临的又一困境。全部出示显然会暴露技术侦查方法、人员身份等相关敏感信息,不符合对技术侦查材料的保密性要求。而通过采取保护措施的方式出示,收集人、材料的来源、收集程序等又不能在法庭上出示,公诉方无法证明该证据的合法性,对辩方要求提供该证据的来源,公诉方只能以该内容需要保密答辩,势必处于不利境地。

(四)庭外核实的困境

《刑事诉讼法》152条规定:必要时对于技术侦查证据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进行核实。但对于如何启动庭外核实程序,审查起诉阶段能否启动,什么情况下可以启动,具体程序等规则均未有明确规定,缺乏操作的可行性。目前,由于公安机关均不移送相应的只能通过协调公安机关,让检察人员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核实。到了审判阶段,一、二审法官也会提出核实。这样每案均需要法庭外核实,每个阶段均去核实,极大的浪费了司法资源,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并且在庭外核实时,公安机关并不提供相关的审批手续、不提供该证据来源合法的材料、不提供该技术侦查证据是否完整的材料,因此在核实过程中无法核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是否合法、取得证据是否真实完整。

法庭外核实的审查方式,属于一种秘密的审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告人、辩护人对案件证据的知情权与辩护权,无法充分保障辩方质证权。

三、毒品案件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改革及对策

如上文所述,目前技术侦查证据缺乏的相关规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实务操作程序。包括技术侦查证据的提交、审查和使用等,各地作法不一,都在探索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对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改革,应当将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相关程序细化,并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下来。现提出以下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改革及对策。

(一)建立相关证据可采性的相关规定

技术侦查证据在多大的程度之内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是技术侦查措施证据问题的关键所在,《刑事诉讼法》的描述是“可以”使用,但是却没有明确哪些证据可以使用,这就涉及到证据的可采性。

第一,技术侦查证据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对于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和违反程序性收集的技术侦查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对于一般的违规,在说明和补正的情况下由法官裁定是否使用。

第二,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技术侦查收集的所有材料均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是否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这种内部决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权益。我国立法明确了技术侦查证据的最后使用原则,在衡量相关技术侦查人员人身安全和技术侦查措施的保密性的前提下,在存在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时,技术侦查材料不应被提及甚至采纳为证据。该规定对辩方知情权和辩护权也存在忽视,应当将技术侦查证据连同其审批文书、技术侦查决定书、相关过程记录和情况说明都应随案移送移送检察院,由检察院审查是否使用技术侦查证据,完善检察机关对于此项制度的制约与监督。

(二)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证据使用决定主体和资格审查等相关制度

1、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论证

《刑事诉讼法》第 152 条规定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取得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言下之意就是说技术侦查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也可以不作为证据使用。但立法忽视了技术侦查获得材料的使用决定权的归属问题,目前普遍的做法是由侦查机关决定。从上文可以看到,实务中侦查机关通常考虑技术侦查措施的秘密性和相关侦查人员的人身安全等因素,通常选择性移送或者干脆不移送。侦查机关从始至终秉持这样的观念,不配合检察机关,拒绝提供技术侦查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立法就变成一纸空文,导致了很多的案件之中技术侦查证据无法进入的庭审环节。

2、具体制度的设计构思考

笔者认为技术侦查证据资格审查的决定主体应当是的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通过对证据证据力和证明力的判断来决定是否使用技术侦查证据。

第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侦查环节的体现

检察机关作为技术侦查证据资格审查的决定主体,有利于检察机关实现监督职能。由于侦查机关使用的技术侦查手段本身含有秘密性的特点,检察机关的监督就会受到一定限制。“权力在存在伊始就伴随着被肆意使用的风险。历史证明,仅期盼立法者自身的修养和素质来达到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才是根本,公民才能对法律有一个可能的可预测性。”侦查权应当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通过检察环节对侦查环节的领导,才能真正的了解证据的获得实情,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预防非法取证问题的发生。同时,检察机关可以在审查时及时发现的非法证据,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证据,避免了庭审中出现非法证据排除导致被动的局面以及节约司法资源。

第二,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引导作用

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证据使用决定权有利于公诉环节对于侦查环节的引导,为之后的庭审打下坚实的基础。检察机关担负着指引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责任。在我国的现有刑事诉讼结构下检察机关担负着举证责任,在“司法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此种诉讼结构加大了检察机关指控的难度,增加了检察官的司法责任,对检察机关、检察官的业务能力均是巨大的考验。仅仅依靠法条的规定和临场应变、对抗能力越来越难以在庭审中有效的指控犯罪。要有效指控犯罪需要检察官有着良好的法律法规功底,需要熟悉卷宗材料,需要更有效的深入并且亲身体验证据的收集过程,充分的发挥引导侦查的作用。

(三)构建具体的技术侦查证据质证制度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证据的质证,有三种方式:庭上质证、特殊质证和庭外核实。

1、庭上质证

质证的立法宗旨在于对被告人的知情权和辩护权的充分保证,所以质证的目的是明确控辩双方的辩论主旨,对证据的证据力有无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论证。庭审中质证环节以“庭上质证”为原则,对于技术侦查证据的质证也不例外。《刑事诉讼法》第 152 条将庭上质证明确为一般性质证手段,确立了技术侦查证据应以庭上质证方式为主。采用庭上质证,不仅能够让控辩双方更加充分的辩论质证,还能让法官参与到控辩双方在质证环节的辩论,从而对案件事实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更凸显出司法的程序正义性要求。质证环节主要针对相关的审批、决定法律文书和获取的技术侦查证据进行质证,主要集中在证据的合法性,即证据的获得和使用情况是否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进行。此外,相关的法律文书的质证主要集中在法律文书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相关的侦查活动都必须符合文书规定的相关内容,否则不具有合法性,其所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2、保护质证

《刑事诉讼法》第 152 条规定公开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材料存在侵害侦查人员生命或身体的情况或导致其他严重的危害结果之时,在质证时应对技术侦查人员信息和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保密处理。在实践中由于对于侦查人员的保密和材料的处理都涉及质证的成本、相关保密措施的保密能力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故很少使用保护质证的方法。可以通过提高其保密的层级、保密的程度、保密处理、将庭审中会导致秘密泄漏的侦查方式和具体细节进行保密并不予公开的手段等方式进行。

3、庭外核实

这种方式目前采用的最多,但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导致五花八门,各地有各地的方式,个案有个案的方式。笔者认为:庭外核实与公开审判相悖,只有在庭上质证和保护质证均无法满足质证的需要,且足以危及诉讼程序整体的稳定时才可以使用。实践中,技术侦查证据包括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应当根据他们之间不同的特征和存在方式区别的对待。

实物证据的使用不存在危及侦查人员生命的情形不应采取庭外核实,但其真实性应当在庭审中接受质证,并证明其合法性。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报告”的方式,在报告中说明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期限证明、适用对象和范围、采取技术侦查的审批手续证明、采取技术侦查保密措施、实施过程等内容。使用“技术侦查报告”的方式与实践中五花八门的 “情况说明”、“抓捕经过”相比具有:有效地质证认证、有利于法官和辩护方理解该证据的真实意图、有利于对技术侦查人员行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

言词证据的质证技术侦查中的言词证据,多为线人和卧底人员的证人证言,为了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可以使用视频作证的方式,并对对声音做处理、不公开真实身份相关的个人信息、对证人接触的人进行控制以避免不利的影响、针对证人家属提供相关保障措施等。另外,检察官、法官对技术侦查证据进行庭外核实时,应当通知辩护方,但是,辩方只有是通过国家安全认证的律师才能参加。在不得已只有法官独立核实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将核实情况应该向控辩双方进行说明,存疑情况下由法官解释或者重复核实,不存在合理的情况说明时则此项材料不应认定为证据。最后应保留被告人或嫌疑人有权对不合法的技术侦查行为提出异议,对不合法的庭审程序提出不服。在此前提下,若事实仍真伪不明,应作对于被告人或嫌疑人有利的解释。

(四)构建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监督体系和辩护律师参与制度

我国的技术侦查缺乏外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效果不佳,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制约侦查机关。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加注重对人权的保障,而保障人权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实践中,侦查机关通常将技术侦查证据作为不对外公开的秘密卷宗,这就妨碍了律师的阅卷权,可作如下的改进:第一,明确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相关权利,平等的对抗不仅更利于发现案件事实,还能促使对侦查机关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时更为谨慎,由实体正义为主向程序实体并重的观念转变。第二,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应当由不同层级的侦查机关来决定,如秘密拍照、邮件检查等而收集的证据由地、市级公安机关以上审查,其他侵害性大的技术侦查则需由省级公安机关及以上级别审查。[4]第三,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期限由检察机关来进行的监督,由检察机关监督是否应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或者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条件消失的情况下督促其取消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提高侦查效率的同时也侵犯了隐私权和诉讼权,如何平衡技术侦查这一把“双刃剑”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当务之急,急需从立法上严格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具体细致的对其进行规制,完善立法。其次,需要侦查机关改变侦查中心主义的观念,追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态度,合理的利用现行法,强调在技术侦查中的自我监督与克制,平衡好惩治犯罪的制度需要和保护人权的制度原则,在探求案件事实真相的技术侦查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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